徐平，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教授。
民族政策中的“还债说”与红军长征的相关
我说下“还债说”相关的史实。红军长征过云贵川的时候，是在我的老家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时期。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一共有十万人的队伍，先后待了二年左右。红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有的是四过草地，过去又回来，回来又过去。当时阿坝州有多少人？大概也是十万人，红军这二年是把当地的物力大大地透支了，大家可以看看《吴法宪回忆录》，还有《杨成武回忆录》，阿坝州各族人民为红军的生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
关于红军故事，至今汶川县留下一句话，叫做“打不过的铁板桥”，就是红军当时没能打下板桥关，所以没能沿岷江东岸继续南下。还有一句叫“搬不空的萝卜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大家都知道了萝卜寨，萝卜寨灾后重建出了名。萝卜寨为什么搬不空，因为萝卜寨一直是很富庶的，老百姓祖祖辈辈积攒了很多的腊猪膘，当地人以此作为财富的标志。红军在这个寨子获得了大量的腊猪膘，人们说红军过草地时吃草根啃皮带，其实不是吃皮带，而是每个战士分割到一块腊猪膘，刚开始吃肉吃油，最后就只剩下猪皮了，靠着啃这些猪皮，翻越雪山走出草地。所以那些经历过长征的老革命家，他们深知中国革命成功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包括过彝区也好、过贵州也好，他们心存感激。所以“还债说”既有历史的总结，也是一种亲身感受。
“维吾尔族”的概念是苏联造出来的
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将来会成为我们国家颠覆的“撞墙锥”，就像当年苏联崩溃，民族主义成为现实的原因一样。上个世纪20年代，列宁针对“双泛”，即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将中亚五国划分为不同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苏联是用民族主义来对抗双泛，所以它在中亚造出了五个民族，附带将维吾尔族的概念也造出来了。维吾尔族构建是什么时候？30年代才从苏联引进，在盛世才时期这个族称才被确立的。苏联在20世纪认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很成功，其实已经埋伏了两个问题：一个各加盟共和国认为苏联整个国家掠夺边疆资源，就像刚才说的新疆和西藏的观点一样；另一个是苏联的俄罗斯主体民族也认为，你们这十几个加盟共和国，都是挤我们的奶，国家不断给你们输血，造成巨大的负担。中国现在也有人对援疆、援藏表示不满，甚至认为国家这样援助你们，有人还要搞分离，你们爱不爱国？这在网上有公开言论。还有就是认为援助边疆是亏本生意，援助了几十年不见成效，“把钱都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这种观点也极其片面。援助边疆首先要补足和内地的社会发育差距，不能只算经济账，这是一个促进边疆文化快速变迁的做法，要算文化账和政治账。
如果要算经济帐，没有一个人会到边疆去投资，因为他的投资回报率一定很低。就像青藏铁路也好，现在的南疆铁路也好，算经济账一定不划算。但从国家整体平衡发展上看问题，就必须补足民族地区和内地的发展差距，你就得加大投入，但也要看到发展后会带来新的问题。
援疆援藏尤其近几年力度加大，当地发展很快，我们原来有个假设，只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落后问题，似乎所有的矛盾都迎刃而解了，没有想到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不能解决认同和感情的问题。
发展要带来新的问题，如南疆一直是中国的长寿区之一，一些绿洲小村的老百姓吃点水果、烤馕，喝点茶就很满足，也很长寿。现在公路电线修通了，网络、电视村村通，老百姓一看电视，哇，你们内地人生活这么好啊？电视里面总喜欢展示开宝马、住别墅，别说维吾尔族人坐不住了，新疆的汉族人也坐不住了，我们守边疆守了半天，你们日子过得这么好，谁会想到“村村通”会带来这样的认知和感情问题？包括在内地培养的西藏班、新疆班的大中专学生，一方面会培养本民族的精英，促进当地现代文化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在对比中加强“异”的意识，上大学前在家乡并没有多少民族意识，进了城市到了大学，就有了明确的这是满族，这是回族，那是彝族，这是汉族的区分。在这样的对比下，必然要产生“异”的感受。
其实今天的新疆西藏问题，最重要是将其纳入整个中国发展的背景下来认识。我在研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就深刻感知中央就是要解决当前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我总结有四个方面的大问题：表面上看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三中全会说的最多，深一层的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是后发型国家，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推进现代化进程，这在东方社会都较为普遍，都是集中权力来推动发展。集中权力后一个容易表现为极左，第二个表现为蛮横霸道，第三个是特别有力，国家行为说推进就推进，当然有很多不合理，但更要看到合理和有效的一面。
现在我们发展到一个程度，发现政府越来越孤独了，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老百姓发财了没人想到党和政府，我运气好，胡大给的，但是出事后，如集资失败去找政府示威。为什么？我们不像西方社会是从社区自治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你是全能政府，替代了社会，政府是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所以越来越困难，管不好也管不了。第三，三中全会要解决的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我们这三十年是追求效率的三十年，以市场经济和发展速度为主题，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客观上拉大了内地和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距离，中国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在边疆民族地区就扭曲为民族和宗教问题，其实只是表现方式的差别而已。
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有多种原因，更不能排除“三股势力”的破坏，就像恩格斯所说，历史是各种合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哪个因素来分析。我们在乌鲁木齐做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同样是流动人口，内地来的汉族人在乌鲁木齐工作好找，工资收入还比维吾尔族人高一倍。我们连续做了几年，从定性到定量研究，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维吾尔族自己也很清楚，他们在乌鲁木齐打工困难，不是人们容易想到的民族歧视、宗教排斥，而是现实的文化和技能差距。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大多数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小学或文盲，大概接近20%的人根本不会汉语这个城市公用语言，大多数人也讲不好、看不懂，是只有一身力气的粗劳动力。
市场竞争下的新疆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城市劳务市场的市场化竞争，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处于劣势。我们访问开饭店的维吾尔族老板，连他都不愿招本民族员工。他说中午和下午生意最好最忙的时候，维吾尔族员工拿着毯子做礼拜去了。我自己不做礼拜却不能阻止我的员工做，但实实在在影响了我的生意，那我怎么办？我只能找个理由把他开了，招汉族员工就没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需要相对较高的文化和技能的工作，比如说收银员等等他们也无法承担。我们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只要是中专毕业以上的维吾尔族孩子，找工作就相对容易一些，工资收入和工作稳定性都明显提高。大多数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文化和技能欠缺，大都是干一天活吃一天饭，生存得非常艰苦。
在市场的竞争法则下，农村农民、城市低层、少数民族自然处于劣势，三大差距正在分崩离析整个国家，我们必须从注重效率走向注重公平，大抓民生建设，腑下身子关注弱势群体。中国现在为什么要从效率走向公平？再不走向公平，这个社会就崩溃了，就这么简单。
因此，三中全会要面对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城乡和边疆两大短板，就像经济学上讲的木桶效应，不解决这两大短板，平安和谐中国无法建立。
那么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城乡一体化问题。我们剥夺农民那么多年，农民的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以至中国革命的胜利，计划经济时期又以农村供应城市，促进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过后，首先靠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到2000年以前农民工差不多工资都在1200元以下，大量的廉价出口才有了今天的4万亿外汇储备；其次在2003年后全国大规模的造城运动，靠的是农民的土地由政府拿过来“招拍挂”，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和政府融资，高速度推进城市化进程。
你看看我们北京三十多年从二环推进到六环，现在在谈七环的事了，现在六环房价都两万多一平米。靠什么来高速建设？你只付买房的钱，靠政府做城市配套，要建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公园，主要就靠这些钱，因为财政税收那点钱只够养人没办法做事。我们创造出一个很扭曲、但是很有效的发展路径，你看看全国各地的开发区、新城区建设如火如荼，高速度发展怎么来的？而现在90%的群体性事件都和土地、拆迁有关，就会明白反馈农村农民的紧迫性。必须全方位地推进城乡一体化了。
三中全会没有明确谈到，但一样要紧的就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整个国家发展呈梯度效应，民族边疆地区落后了，收入减少了，如新疆干部职工工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高于全国的110%，高一倍还多，那时全国都没有灰色收入。优势一直持续到80年代90年代，以后的实际收入越来越反向发展，现在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性的贫富、地区、城乡三重社会矛盾，到新疆就演化成南疆和北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领工资的和不领工资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最后交集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简单的发展问题复杂化了，一旦发生风吹草动，在内地叫群体性事件，而在新疆西藏就会和民族、宗教挂上钩。大家想一下最近发生的福建开车撞死7个人事件、宜宾点公交车事件，如果是发生在新疆，大家会作何联想？难道在内地是正常的刑事案件，在边疆就不正常了吗？所以我总结边疆民族地区往往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2012年大概新疆有100多起事件，2013年大概200起，但是内地同期可能是以万和十万来计，我们视而不见，而在新疆会贴上民族和宗教的标签。在这种情况下，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越讲越难，其实说到底，中国的问题都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两个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只不过在边疆民族地区有其特殊性而已。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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