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期致力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着重谈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问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要完成她的政治使命，不仅要在思想上建立共同的认识前提与价值准则，还要在行动上解决认识转化为实践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然就需要一个核心。对此，需要从哲学上来分析，文化自信何以可能？
人类活动总体来说，无外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个活动不能截然分开，认识世界作为基础，改造世界作为目的，两者分属于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合二为一。康德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认识方式，值得借鉴。他建立了两个形而上学体系，一个是道德形而上学，一个是自然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解决的是客观真理的问题，服从规律性，道德形而上学回答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服从价值性。这两个形而上学回归到根本就是回答我们所讲的“道”的问题。在此之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讨论了信仰，也就是把两个体系统一起来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我们谈的文化的本质。因而说，文化最根本的是一种价值理念，是最根本的东西。
第一，从规律性的角度看，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文化自信。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世价值，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可以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去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形成自己的文化形态，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成功，更是足以说明，我们具有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国文化是经过了实践检验过的，所以我们理应自信。
第二，从价值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我们更应该自信。四个自信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既成的形态，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形态不同，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时，采取的具体的策略、战略部署也不同。尽管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从来没有变过，这就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我们从事的事业是造福人民的事业，从价值上来讲是有合理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服从人道主义的。
第三，从历史性的角度讲，文化自信必然要成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需求必然逐渐要从器物的层面走向文化的层面。一个忧心忡忡的穷人对再美的景色也是无动于衷的，但是，当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我们就需要满足文化需求。
第四，从实践性的角度看，文化自信具有充分的现实实践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往前推进，实践上已经取得了成就，其中必然有深刻的文化原因。我们需要研究取得成就的原因、共性在哪里、规律在哪里，这些都需要进行总结、概况和理论提炼。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根本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已经改变了世界，当然需要从文化上去探寻解释世界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真理和价值的统一，目标和手段的统一。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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