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俄关系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中共中央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学、中共党建的教学和研究。专著和主编有《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等十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一、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若干个人见解
——1998年即提出中国社会已出现了“权力腐败”，其重要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因此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应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和关键。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确也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那时中国很权威的政法专家公开警告说权力制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
——我们这种国家要准备长期“带癌存活”，既不必谈癌色变，也不能讳疾忌医或掉以轻心，必须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和后来党的领导人一再提出要警惕、不允许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使苏共丧权亡党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这种恶性肿瘤。现在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反腐宣示的要“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所指即此。
——提出并阐释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科学的，认为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项重要成果。
——2007年提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树立正确的干部政绩观，不以GDP作为衡量政绩的第一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勿以GDP论英雄。
——“民众拥社论”：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史和中国现实，提出和论证民众追求的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说明民众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背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不少错误常常是民众以“自发”的行动首先起来抵制和纠正的。
——“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认为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但必须完善、健全，纠正集权过分、民主欠缺的状况。
——决策离开民主，就不一定是科学的，民主决策不等同于科学决策，但二者是统一的。
——民主制不等同于票决制；协商民主也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但选举民主还是民主制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形式。
——用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党性和人民性是相统一的，离开人民性的“党性”、“先进性”实际上是宗派主义的派性，不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特性。
——提出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邓小平开拓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概括了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是“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国家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
——论证了苏共丧权亡党就是原来具有的三大优势——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党内有“铁的纪律”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丧失。
——较早从总结苏中两党执政的正反面经验中，全面、较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受到相关学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
——提出并论证了正确处理好三个三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三个三者关系即发、改、稳，党、民、法，马（马克思主义）、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西（西方文化）九个字。我党已有较明确的处理好三个三者关系的好经验，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经得起理论推敲、可以理直气壮向世人展示的经验。他们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但是第一个三者关系要注意改革不被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硬任务）挤到可有可无的“软任务”的地步；第二个三者关系要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其基础；第三个三者关系明确把传统优秀文化置于“根基”的地位。
二、追寻社会主义的三种境界
许多人都熟悉，晚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宋朝词人晏殊之《蝶恋花》、柳永之《凤栖梧》、辛弃疾之《青玉案·元夕》中对爱情执着、期待盼望、追寻向往的词句，融会贯通一起，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古往今来，东方西方，上下数千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可以说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美好的，现在看来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的艰辛探索、不懈奋斗，是可以实现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近现代被称为社会主义。而追求通往这种社会的道路，构建、实现这种制度的思想、理论，自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学问。
说社会主义理论是个大学问，不少人未必认同。但只要你进入或稍微接触这个领域，就可能体会到，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理应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成果的继承者，又是各时代和各国社会发展特点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概括；而且，既然要建立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理想、美好的社会，就必须通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科技、历史学和人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识，不仅是书本上的，而且是能够应用于实践中的真学问。这当然不是一个人（即使他是“天才”）可能达到的，而是一个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政治集团应该具备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几十代人才能达到的目标。
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至今约170年，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和思想理论家，不管是其代表人物还是整部社会主义史，都可以说经历了这三个境界。
“独上高楼”者，在19世纪40年代，有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有俄罗斯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意大利的葛兰西，中国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南斯拉夫的铁托，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等等，等等。他们以比同时代（或同国度）杰出的英雄、智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以常人少有的锲而不舍的坚韧意志和执着精神，克服千难万险去追求和实践这个伟大的事业。
他们的共性是姓“社”姓“公”。他们千万度寻觅的“那人”，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领头登上这个“高楼”的是本世纪到来之际，被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为“千年伟人”第一人的马克思及其亲密战友恩格斯。马克思在而立之年和他亲密战友，比他小两岁的恩格斯合著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石破天惊地喊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时代最强音。这个政治宣言指出人类解放的发展方向，即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奠定这一学说的两大坚实基石是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和揭露了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而揭露资本秘密的是被称为工人阶级“圣经”，至今仍被当成“预言书”的《资本论》。本世纪之初，当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些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又翻开这部名著。它成了圣诞节受欢迎的礼物。
然而，“山长水阔知何处”？天涯之路无尽头。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详尽计划和具体方案。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当时所能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在批判中论证和预测、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五无”的社会，即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阶级和没有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马克思针对的是西方社会。东方呢？马克思、恩格斯谈论过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他们曾兴奋地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向不发达国家推进，并预料过东方促进西方；但他们不可能提供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历史把这个课题留给了东方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逝世这一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著作。10年后，年仅23岁的列宁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他把建党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900年，他在德国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星火报》。这份报纸的刊头上印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列宁这位19-20世纪之交出现于东方的时代巨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在实践中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将要有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要全力抓住商业、市场环节，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让民众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基础地位。政治上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公式”，即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我理解为苏维埃政权+人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
在国际问题上，列宁于1916年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总结了《资本论》问世以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当时列宁对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估计得很快，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将在他们这一代人面前出现。
当马克思在西方点燃了人类解放的明灯的时候，鸦片战争则使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覆没宣告了仅靠洋务运动无法使中国自强。几年之后，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立宪改良的道路走不下去。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看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势，举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但宋教仁的鲜血又宣告了这次共和试验的夭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希望的曙光。兴奋不已的李大钊由此预言“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喊了“我期望着以布尔什维克的魄力和手段，来革中国贫穷、愚蠢、孱弱的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在湘江橘子洲头“独立寒秋”，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1年，中国大地上，这批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一起干了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重要文献。
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社会的发展、民众的解放和福祉，艰难求索，岂止是“衣带渐宽”“人憔悴”？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用了近40年时间阅读过多达1500多有关书籍，写了100多本读书笔记。贫困使他多次付不起房租，不得不搬家，疾病夺走了他1岁小女儿和8岁小儿子的生命。为了生计，马克思不得不典当衣服。他求助恩格斯：给我寄上几英镑，我还得去典当行赎回我的衣服，要不我就没法出门，没法去图书馆了。被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赞誉为“国友人师”、“革命中之圣人”的列宁，为了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查阅研读了数百种文献资料，写了20本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1922年底，列宁第二次中风，经医生允许，政治局决定，每天用5-10分钟口授撰成《论俄国革命》等文，总结苏俄社会主义件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这些被后人称为“列宁晚年思想”、“政治遗嘱”，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几乎“每个字都被研究过”。又过了八九十年，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每句话、每个字都被无数次地研读过了。
还有一大批伟大的革命家在革命路上、在探索建设新社会规律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卡尔·李扑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布哈林、李大钊、瞿秋白、刘少奇等等，他们或死于敌人的枪口之下，或成为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扩大化”的殉难者，从高层领导干部，到中基层干部，再到普通的党员、群众，为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前赴后继，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是三个境界之上的更为崇高的另一种境界了。
还有不少至今仍有争议的人物，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不管怎门评价，客观上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史上发生重大影响、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我们再返回马克思以前，一批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探索和奋斗，同样动人心魄、令人叹服。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开山之作、500年前出版的《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大法官因反对国王而被处死。另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描述人人过幸福生活的光明国度的《太阳城》，作者是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他一生在黑暗中的牢房中度过了30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经是富甲一方的富豪，为了“改造人类命运”，不倦求学求索，最后一贫如洗，在贫困中离世。出身于富商家庭的另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则执着地每天中午12点准时在家等候有富翁来支持他的“法郎吉”协作社的试验，最后在无尽的等待中离世。
站在空想社会主义顶峰的是英国大企业家、闻名欧洲的大慈善家欧文，他远涉重洋，到美国进行了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他千金散尽，最后以87岁高龄倒在讲台上。
当人民在讲到“空想”时，不要忽略了他们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曾经进行令人敬仰的可贵的社会试验；当人们开口闭口“乌托邦”时，不要忘记他们的“设计”离后来人们的理论和实践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如圣西门视“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提出按才能和贡献进行分配；傅里叶设计的“法郎吉”则是按资本、劳动、才能的比例进行分配；欧文又进了一步，他设想的未来社会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消灭了城乡、工农、脑体劳动三大差别……
现在我们该怎样看待他们呢？在今天物欲横流、处处弥漫着铜钱气味的氛围中，一些人视怀有公心、乐于助人为“傻瓜”、“缺心眼”，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然更是只可供人们茶余饭后嘲笑的“弱智者”了。可是，恩格斯是怎样评论他们呢？“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空想”并非都是“空想”，它也包含着不少“真理”；“科学”（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它也存在一些“空想”的成分。这在当今理论界已成共识。何谓“科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探索客观规律性。“真理”从来是具体的，依时代、国情，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同。不存在“放之四海”、放之任何时代而皆准的“真理”。
人类社会发展的“天涯路”，不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任何先贤哲人都无法穷尽后来人必须固守的“真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了这个道理。
列宁之后，社会主义怎么搞，经历了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先后在苏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执政近30年，有功有过，功很大，过也不小。功过怎么开？不同时期，不同的人认识自然不一致。而且如此复杂的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用几几开这种定量分析，也难以有说服力。我们这里且从如何认识和如何搞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
在对外关系上，斯大林的基本理论是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上存在两个平行市场（即基本上不交流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你围困，我闭关，与帝国主义对苏实行的经济上禁运、政治上孤立和军事上包围有很大关系，也与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绝对对立、对抗有关。在国内问题上，政治上高度集权，广泛的委任制度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经济上实行纯之又纯的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思想文化上则实行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统制主义和禁锢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上，想用强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阶级，使国家消亡，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从认识到实践上，同苏联的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这样的模式确非偶然，这里既有国际环境、不发达国家的国情，也有在此客观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执政者的认识局限性和错误，也有他们个人素质上的缺陷导致实践上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的灾难。把出现的错误和灾难看成是必然的，或者把它归罪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看来是不适当的。肯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主要是为了增强对我们依据的理论、我们建设的制度、我们坚持在走的道路的自信；揭露和评析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能容忍的错误，主要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正义、进步的事业推向前进。
这几年来，中国理论界一直在争论两个具体的、却是“要害”的问题：斯大林“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数字尽量准确是必要的，认识要正确也是应该的。何谓“正确”？前者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人权、保护人权，以人为本，以为搞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用几十万、几百万的尸体来铺路岂不荒唐；后者是为了说明搞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如实估量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干部出数字，为了个人的“政绩”，为了自己的升迁而浮夸、造假是人民事业的大敌。当然，夸大历史事实，想用来否定我们的崇高理念和根本的制度也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相信的是，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合理、理想的制度，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是可以想象的。在探索的行程中，并非只是“花千树”、“香满路”，星光如雨，灿烂辉煌。从邓小平开始，一脉相承到了习近平，中国改革开放30几年，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其真谛了。其中最主要的是：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要准备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处，它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掘墓人”，也是其“后继者”；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要捆在一起受穷，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念和战略——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统筹兼顾、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成果要为广大人民大众共享；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根本；搞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这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视党员为党的主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依法治国是党的执政方略，依法治国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同时吸收国外文化的积极成果，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探索、实践，不断总结国外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者看到的“那人”的基本面貌。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成果。包括东方和西方在内的各国的社会主义，自然各具特色，但也有许多共点。由于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其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实践没有止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能否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能否争取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城乡（工农）关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官民）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等等，决定着甚至其中每一项都决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就是说，其中哪一项搞砸了，整个事业都不能说是成功的。可见任重而道远。
近读唐代诗人韦应物作于安史之乱后的多事之秋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一诗：“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读后思绪万千，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感慨。中国人历来把大河奔海，正道向东比喻为历史的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也基于此。我们同时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道路的曲折，事业的艰辛。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寒树”、“孤村”、“乱流”、“朔风”，我们不仅是从书本上读到，也亲身经历过，今后就能绝对避免吗？
诗人并非想随波逐流，无所追求。他看到的“孤村”，竟“几岁临伊岸”，“一雁”驭朔风向初晴远空飞去，孤峭强韧，催人奋进。对于追求建立美好、合理的崭新社会的人们，不管“朔风”、“乱流”如何惊天裂岸，首要的是思想路子要对头，不是跟风逐浪，而是顺应进步潮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与民众同忧乐，共进退。这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扁舟不系，也不随风飘荡。我这里反其意而用之：“心不自缚与舟同”，必在追求人类解放的征途中，走进一个新的天地。
三、理论工作者如何“自用其才”？
理论工作者的工作实在不易。我常感叹：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社会科学比研究自然科学还难；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比其他学科还难；政治学科中，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比其他方面还难。何以如此？因为不少人把政治理解为就是“权力”，有了权力似乎就有了一切，“利益”是要权力来维护的。为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比经济体制的改革阻力更大？
这么说来，我们只能无所作为？也不是；只能说，可作为的空间有限，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西汉大才子贾谊写了著名的“过秦论”；千年之后，苏东坡写了“贾谊论”，提出了“自用其才”的命题。他批评这位才调无以伦比的贾生不会处理同汉文帝周围的权势者的关系，年轻气盛，最后被放逐长沙挂个闲职，32岁就命归黄泉。话似有道理，可苏东坡自己呢？一个乌台诗案就把他打下去，只能自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一贬再贬。还是他的小妾王朝云看得清楚。她说，苏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呀！后来有人模拟苏东坡口气写下有趣的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做学问总是存在理与权、学者与官员的关系问题。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在书山路上苦苦攀登，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巅峰处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也有一些“书呆子”，认死理的，睥睨权贵，粪土功名，舍己为公，甚至义无反顾，被迫以头颅换真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无数让后人敬仰、歌泣的历史故事。
中国共产党无愧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但任何明白人都不会认为这个党是一贯正确、事事正确、时时正确、处处正确，官员们个个是真理的化身；党甚至有过长期性的、全国性的、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反观这部历史，可以看到，无论党内党外，高层或基层、“体制内或体制外”，任何时候都很需要一大批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有真才卓识，怀有公心，敢于发表和坚持正确意见的人物。手握大权者有无善于发现、容纳、保护这种人物的眼光、量度和能力，是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共产党作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理所当然要拥有一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庞大队伍。
而作为理论工作者自身，如何“自用其才”？
其一，在“可以说”和“想说”之间寻找契合点。“可以说”的一时有“困惑”、“不解”可以放下先不说，跟风、追时髦、赶浪头都不是慎重的态度；“想说”又不“可以说”的，也可以在合适的场合、在其他时间里去说。“不让说”或许有其理由，我们“想说”也不一定就正确。人云亦云不对，自以为是也要不得。这应该是郑重的学者的态度。这，当然很难，也很苦。
其二，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寻找结合点。但“理论”可以也应该快“半拍”，起“引领”实践的作用。如果理论都只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或者跟着试验性的、甚至是盲目的实践跑，那就有问题了。作为理论工作者，不能因怕被别人说你“守旧”、“僵化”或“激进”、“自由化”而在该说的时候沉默。比如曾经有不让说社会主义有“失业”（只能说“待业”）、有“危机”（只能说“前进中的问题”），执政党有“腐败”，不让说“人权”、“人道主义”等等，实践说明，在“不让说”的当时，那种主张也是错的。全部问题在于：你说的是否合乎事实，你有没有因私利而讲歪理。
爱因斯坦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要抱着不讨好任何人的危险，去追求真理和正义。
我们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我们的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在望；我们从事的是值得一切仁人志士以身相许的崇高事业。我们置身其中，自会明白，这里大有用武之地。我们没有理由不奋力前行。
来源：中央党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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