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长期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炼相关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的跨国比较以及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升级遇到了经济学瓶颈
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是为中国经济升级为打赢贸易战服务的。
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来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
第一个道理，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所以，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个人的观点，到底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也许我们描述不清楚，也许还不知道，要讲清楚，但是基本的目标得有，如果你基本目标都没有的话，你这个改革就失去方向了。
要把改革进行到底，要有方向感，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方向感，这要求我们在经济学方面要总结，过去我们的改革哪些作对了，需要坚持的，哪些做的不好的，需要改进的，这是必须要反思，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在经济层面反思。
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的升级遇到了经济学的瓶颈，就是我们在国际上没讲清楚，我们这么做是对的，因此跟美国人搞贸易谈判，对方的起点的假设，是中国不公平，中国搞的是不公平的贸易。
美国和欧洲到现在为止，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当时的进入WTO的协议，说十五年之后中国将自动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具体的条例就不去说了，他不承认，现在我们国家到WTO的国际贸易组织上，我们递交了一个申诉，我们要告欧盟，告美国，说你们没有遵守协议。美国跟欧洲说不对，你这个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你的很多做法，不符合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定义。
究其原因，我们没有讲清楚什么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国家里，哪些制度，哪些做法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是跟美国是不同的，哪些是我们要改的，这个没讲清楚，话讲不清楚，道理讲不清楚，谈判就必然节节败退，这个是日本的经验。辉煌的日本，80年代90年代过去了，就是它因为讲不清楚话。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为了当下的中国经济的升级，为了我们打赢贸易战而服务的，必须有紧迫性。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我们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呢？就是这句话，总书记讲的，在杭州G20会议讲，我们要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怎么贡献中国方案？什么是中国方案？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在国际上复制，哪些事情不能复制？国有企业里面设党委，这很好，中国方案我们建议美国通用汽车里面设党委，美国共和党在通用汽车里面设一个党委会，重大决定两党在汽车内部决定，这恐怕不符合，这些很特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可能不属于中国方案，你没法复制，首先比较难以解释清楚，我们党员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党员是怎么运作，党支部与党委是什么关系，党委与党组织是什么关系，解释不清楚，别人也没法学习，奉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你必须要在学理上用大家的语言，就大家关心的话题要讲出一些道理，经济学就是发挥这个作用的，必须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讲出来，讲出可操作的、可复制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普遍意义的，这是第三个原因。
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目标是要进西方教课书
下次写教科书要写中国经验，甚至在基本原理上要讲中国。
既然应该在经济学层面上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该怎么总结呢？
我提出三个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必须要理清哪些是我们做对的，哪些是做的不好的，不要一股脑就是经验，这个不用解释了，不能看一个好学生什么都要学，他坏毛病也学，要理清我们实践中间哪些是好的，可以坚持的，可以推广的，哪些是做的不好的，要改掉的。
我们需要学术界回过头去做大量实证性的，案例性的、新闻调查式的社会的调研，真正把当时的情况搞清楚，从而才能够总结经验，才能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哪些政策是无效的，这项工作是非常非常必要，我们的学者我们比较善于去搞热点话题，但是这种历史性的梳理，我们做的远远不够。
所以说要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在学术界我们必须要回过头去做大量的这种田野调查，档案研究，要去查当时是怎么决策的，是选了什么什么企业，效果如何。而且还要做反事实推断。
比如说现在汽车工业搞得不错的，大部分的车厂是赚钱的，而且还有部分的汽车行业、汽车企业现在已经走向世界了，在全世界排得也不错了。但是我们要问个问题了，假如当时我们换一个政策，是不是更好呢？当时干的这个事对不对呢？要做反事实的调研，这是第二个要干的事情，这是要下工夫的，不是简单说一说而已的。
第二，还要理清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稳定的长期可以坚持的制度安排的不同，不要把过去的一些短期的具有合理性的政策，变成长期可以遵守的事情，这个也需要大量的研究。
要有非常宽广的国际视野，因为刚刚我说到，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国际上讲出中国的道理，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自说自话，不是讲给自己听的，我们要给国际上讲清楚，所以必须要做国际比较，而且要看国际上历史上是怎么做的。
所以历史上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拿来研究它，不要脑子里想的都是英国、美国今天的情况，这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要真正成气侯真正能在国际上站得住脚，必须要反思历史。
所以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的经验，尤其是跟外国人讲，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些历史资料。跟他们讲一个国家的崛起，不管法国德国还是美国都是这样起来的。
第三条要定一个目标。我认为我们这一次搞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总结，我们的目的不光是自己讲自己的话，我们是讲给外国人听。我们的目标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一条，就是要进教科书，进西方人的教课书，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职责，我们不能搞半天，我们都是请诺贝尔奖过来给我们讲课和研究。
我们应该要好好总结经验，下次写教科书的时候，要写一段中国的经验，甚至在基本原理上要讲中国，中国的经验表明我们这个原理以前认识是错误的，教科书要改，只有教科书改了以后，再过30年这一批教科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他们进了白宫，他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来跟我们谈判了，这是根本。这是大实话。
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要有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关怀。这是什么意思？咱们现在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现在讲继承马克思，马克思诞辰200年隆重纪年，这些说法后面是什么呢？
我个人理解，我们中国人现在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在考虑问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为世界做贡献。如果我们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我们只总结出来说，这么干对中国有利，那样西方国家能接受吗，你整了半天是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是局部利益。只有总结经验之后，这么干不仅对中国人有利，对世界人也有利，对西方人也有利，这样人家才能服。所以我呼吁大家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一定要从这个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某些做法，有管理的开放，要说我们这么干不仅对中国有利，不仅解决了五亿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我们这么干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其他国家也可以这么干，你这么干了以后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这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关怀了。
这才能够跟基督教对话，人家关心的是上帝，人家关心的是终极关怀，是信仰、生命、灵魂。我们如果只关怀自己的，老百姓过好日子、小康社会，这样经济理论怎么上去，这就是哲学层面的思考。
所以我们要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在学理上总结，必须要有这个根本的关怀，这样才能走向世界。因为经济学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国性的。
改革开放基本经验是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
要打破“米兰—巴黎—纽约”T台效应，经济学评判标准现在主要在美国那边。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搞了四十年，我们的创新应该是不会在老话题里打转，我们的成功一定是有更加独特的，更加新的东西，包括突破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大卫李嘉图讲了200年了，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一定还有更新的玩意儿。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经济学层面上是否可以这么总结？我的看法应该起一个名字，叫做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
首先第一条，我们是市场经济，你们美国人欧洲人不能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我们怎么来得繁荣呢，这个必须要坚持。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跟西方的不同是政府帮助下的，但是又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我绝对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跟当年纳粹搞的一样，这个帽子我们绝对不戴。但是我们是国家赋能的，国家帮助市场经济正向发展的市场经济。
三件事我们有心得，第一件事，中国的政府不光是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是不断不断帮助企业进入市场的。一个经济要发展或者升级，最重要的不是老企业干什么，最重要是新企业要进来。
如果没有马云的阿里巴巴，没有刘强东的京东，我们哪儿来的网店，你要靠中国电信给你搞网店我看没戏，你要靠沃尔玛或者北京百货大楼给搞网店我看没戏，一定是靠新企业进入。中国的新企业进入都是政府在帮忙的，我们的的确确有好多官僚体制，要盖很多图章才能搞一个企业，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企业背后的成功都是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帮助企业努力突破现有的体制的，太多大量大量的例子。
不是说中国政府喜欢国有企业，其实中国地方政府更喜欢民营企业，因为它省事简单，国有企业有时候还麻烦。这个我认为是中国特点，远远超过产业政策，比产业政策来得更加的根本，来得更加的基础。
当然地方政府也不傻，不是说每个企业都资助你，他也做判断，什么企业好，什么企业不好，讲一条，为什么地方政府干这个，除了提拔之外还有一个，很简单收税。地方政府的税是谁交的？不是你我交的，我们是交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最近十几年才起来的，但是交个人所得税的只有几千万人左右，地方政府收税来源就是个人企业，他把企业扶持起来之后就是摇钱树。
第二，积极主动的宏观调控管理，这也是中国有特色的地方。宏观调控是什么，当经济运行的时候，一会儿过热一会儿过冷，只要是市场经济，它永远避免不了周期，马克思在哲学层面给我们讲这个道理。
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就是社会大生产是社会的事，但是社会大生产的决策却掌握在个别人手里，说白了就是资本家或企业家手里。而马克思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是非理性的，一会儿乐观一会儿悲观，所以就周期性地产生产能过剩，你想这个道理仍然是正确的。华尔街那帮人就是这个道理，华尔街的人在掌握投资决策，他们绝对是周期性的，一会儿乐观，一会儿悲观。
那怎么办呢？既然社会大生产决策掌握在不见得最理性的少数人手里，政府就应该搞宏观调控，当企业家太悲观的时候，你帮他一把，搞点宏观调控政策，当他们太乐观的时候，你要控制一下不允许他上马。当然具体的做法可以讨论，可以改进。这个在我看来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通过政府的精心的有效的调控，把经济的波动给它变小。
第三条，有效管理对外开放，这条也是我觉得值得总结的。
中国的汽车行业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一是规模大，我们是三分天下了。全球大概九千万辆一年，中国三千万辆。第二，今天中国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汽车这个行业是很赚钱的，而且是非常赚钱，我讲赚钱不是光指企业，我指利加税，能占到三分之一，这是对工厂而言，我还没有算购置税。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如此重利之下，必有勇夫，大量的企业在搞汽车，甚至于把一些德国意大利死了很多年的品牌都复活出来了。第一，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第二，重金之下必有创新。
我认为要感谢过去十五年对汽车行业的保护，由于有了高关税的保护，这些企业才能养活他们，才能搞创新，砸钱搞创新，如果十五年前我们就零关税的话，中国的汽车行业真的完蛋了，起不来的。这十五年的高关税要一分为二的看。
在我们的帮助下还是培养出了一些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到现在可以开放，我不怕了。但是我不是因为你要求我开放，我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开放了，我们百姓要买便宜的汽车了，我们的汽车行业需要更多历练，要真刀真枪的干了。所以对外开放是要有管理的，不是说全开放就行了，也不是门一关我不开放，都不行，要有这个过程。
商业银行也是一个例子，今天中国的商业银行，大的商业银行真的不怕外资了，外资来真的搞不过他们。中国银行业经过十五年的保护足够了，早就可以开放了。但是当年如果一下子全开放，门都摸不着，怎么搞私人客户银行服务，怎么搞风险管理，不摸门，现在学会了。所以开放是必要的，但是要有管理的开放，这我认为是我们的经验。
这句话很多有良知的美国人是认的，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他也反复讲，简单的开放对落后国家是不利的。
现在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的理论和学说引进来，不是每年搞一个诺贝尔奖介绍，讲一下他们的学术观点，可能不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最需要的是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功的地方变成西方人认同的理论，讲给他们听。
第一，不要谈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中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实验场，中国相当于物理学的对撞机，是能量最大的对撞机。我们这里发现了新的粒子。
第二，要打破“米兰—巴黎—纽约”T台效应，就是经济学今天的评判标准主要在美国那边，就好像你设计一个服装，要在国际上流行的话，你要去米兰、巴黎、纽约走一走。
对不起，我们要创造自己的T台，所以我们国内的学者要坚持同中国的实践做实证研究，坚持以我为标准，创造自己的时装秀，我们要搞自己的时装秀，要搞自己的T台，要办自己真正有国际水平的杂志，这样干你才能够翻身，但是翻身不能搞纯保护主义，否则永远翻不了身，你必须从实际出发，做案例。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真的需要从经济学层面总结，真的美国人逼到我们门口了。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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