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睿信方略财政与经济专业委员会首席专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学术委员。管清友博士是李克强经济学一词中文概念的提出和阐述者。是最早系统阐述碳货币问题以及石油-美元体系的中国学者。管清友博士长期从事经济与金融理论研究，在宏观政策与改革、金融市场、世界能源格局、能源安全和能源政策、油价波动周期、气候变化以及碳货币等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世界局势如此这般，国事如此艰难，我真的很焦虑。这不是开玩笑。
以我的阅历来讲，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四十年来的重要关口，可能还是近两百年以来的重要历史关口。
不是悲观，不是乐观，而是忧虑。今天早上我还是睡不好觉，思考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顺利度过这个时间节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
这个关口确实关乎国家未来的走向，关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无论从长周期还是短周期看，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上。面对的形势很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着走对，也许又是轰轰烈烈的四十年。这是我切身的个人感受。
最近发生的一次次事件，让我联想起中华民族坎坷的民族复兴进程。我不是引导大家去梳理仇恨，可以类比的是什么？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甚至1937年日本全民侵华。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次关乎现代化进程的努力；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则终结了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过去四十年，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开放、大改革，我们也习惯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短期来看，最近三五年，我们在座各位可以说是“多收了三五斗”，中国两三亿新中产总体上是受益的。
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了。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当我们讨论社会议题、政策议题和国际议题的时候，这点不容忽视。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民间的声音一边是主战派，一边是求和派或者说“投降派”。我脑海中忽然回到了当年李鸿章和翁同龢的争论。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李鸿章，大意是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朝廷给你那么多钱，建立强大的北洋水师，必须打！”
李鸿章则比较务实，反问翁：“你知道我们主力舰的航速、射程和日本的差距吗？”
翁同龢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代表，对工具参数没有概念，日本军舰一分钟打3炮，我们一分钟打1炮，打慢点不就是了。
历史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偶然得多。
今天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在此情形下怎么看待短期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
我们经历了严厉的金融整顿，上半年引起了很多言辞激烈的讨论。最近几年，国内经历了明显的资产泡沫流动，官方学者的说法是“金融过度繁荣”。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度达到8.3%，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在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商业大国之前，我们先成为了金融大国。
脱实向虚、金融和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出现了：上市公司从市场上融来钱，发现实体领域没啥可投资的，就拿钱买银行理财；这些钱规模太大了，银行投不过来，于是又委托基金公司打理；基金公司拿到钱后发现也没什么可投的，于是再把钱用在银行的同业存款、同业票据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脱实向虚，金融空转。
一方面金融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实体企业却越来越渴。
这就是金融整顿背后的根本，如果再深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监管没有跟上，二是货币的闸门太松了。最近几年（除了去年），中国的M2增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2007年M2余额是47万亿元，到现在已经是170万亿元。
老百姓调侃说票子“发毛了”，虽然不严谨，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货币超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没有管住货币闸门？里面有很多原因，这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今天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确认的：如果靠印钱能解决问题，那么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一定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朋友曾经送过我一沓“巨额”的津巴布韦钞票，我见过面值最大的是一张100万亿。
昨天苹果公司的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市值过万亿的企业。第一个是我们的中国石油(7.630, 0.02, 0.26%)，2007年11月上市当天，48元一股，市值超过7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当时是1.04万亿美元。因此我觉得苹果“不算什么”，这是一段小插曲。
在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一下成了“坏人”，被视为土豪、哄抬房价的推手，遭遇管理层的“一刀切”，这两年灰头土脸。
可以说，如果没有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金融整顿，今天我们面临的境况会更差。
过去是“一刀切”，今年年初则出现了微调，开始降准。有些不负责任的媒体误导舆论，说是“放水”，其实降准是一个中性手段，不是全面宽松，不是一降准就放水，降准和放水是两回事。
政策微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外部压力。
2016年美国大选，我们很多人希望特朗普上台，觉得他不着调、好对付，结果我们想错了。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贸易战以来，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对特朗普是始料未及，不知所措的。
特朗普最大的偶像是里根。里根总统是演员出身，特朗普当演员也不差，他是被地产行业耽误的好演员。里根做了两件大事，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上的伟大地位：
第一件大事，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供给侧改革”，包括紧缩货币，对国企进行改革，解决高福利问题等等，引导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美国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跟这有很大关系 ；
第二件大事，跟苏联搞军备竞赛，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经济上拖垮苏联。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特朗普的偶像是（里根）这样的，你不能想象他下一步会对中国做什么。
这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性格吗？不是。
最近美国和欧盟谈过，和日本谈过，甚至和俄罗斯都谈过。想当年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今天中美俄的三角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
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
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也就是这种内外压力下，我们的政策出现了微调。
有人说降准之后，会回到2012、2014年（全面宽松）吗？
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我们不可能再搞09年、12年和14年的全面宽松。既不会，也不可以！
主观上是“不会”，过去十年我们已经有过3次宽松，风险越积累越多，问题越积累越大。
最近我们看到，企业债券发行难，企业还不了贷款，P2P暴雷事件，一些商业银行坏账率急速上升，个别坏账率高达20%以上，而行业平均坏账率是5%左右。
大家要知道，债务转移不了，用长期债务替代短期债务只是拉长、平摊，债务没有消失。所以主观上不会。
客观上也“不可以”。宽松政策有效作用越来越弱了。
2008年第一轮宽松，两个季度见效，GDP从6.4%反弹到12.2%，反弹5.8个百分点，持续4个季度；
2011年第二轮宽松，5个季度见效，GDP从7.5%反弹到8.1%，反弹0.6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2014年上一轮宽松，8个季度才见效，GDP只从6.7%反弹到6.9%，反弹0.2个百分点，持续2个季度。
在座创业的，你们还敢加杠杆吗？14年宽松以后，大量的人是吃过亏的。传统企业如此，互联网企业也是如此。对于企业来说，即便出现2014年的全面宽松，也一定要把杠杆降低。
同时我们看到宽松政策带来了社会内生性冲突、各阶层（财富）分化急剧拉大。
2008年之前，很多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进入更上面的阶层，十年之后会发现，希望越来越小。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戾气和仇富心理……为什么当年美国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的过度繁荣造成的。所以，不可以（全面宽松）。
龙应台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变化之下，应该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深刻命题。
还有日本的教训。
美日之间的贸易战曾经持续了几十年，涉及诸多领域，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国内宏观经济出现问题，为了应对汇率变化，国内开始大规模刺激，引发剧烈的资产泡沫，随后开始紧缩，泡沫破裂，出现“失去”的十年、二十年。
相对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高调，今天我们“收敛”了很多。最高调的时候，日本人说“要让美国成为日本的第41个县”。日本人还写过一本书《日本人可以说不》，后来中国人也写了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多亏那时候我们没有说不，我们讲“和平崛起”，才有了今天的国际地位。
过去中国的GDP陆续超过了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人以前说“加快步伐，中国快赶上我们了！”现在印度人说“加快步伐，我们离中国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还在每天学习、工作，还不休假。就像吴晓波老师，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
时代高速发展，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往前跑，因为晓波很优秀，所以我也要努力，大家互相鼓励着前进。我们有个企业家学员，到国外生活了半年，享受蓝天阳光沙滩，结果整个人却不好了，他呆不住。国内如火如荼的建设，他不甘寂寞。
贸易战不说，先做好我们自己。中国人向来“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空间和自由，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我们不犯太大的错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大。
所以这一次的宏观政策至关重要，一定要稳住。前几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连用了六个“稳”字，定调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注：“六稳”包括“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
不是轻轻的一个“稳”，而是好多个“稳”。
关于长期和短期，局面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的看法，不一定成熟。
我们的改革确实任重道远，道阻且长。对企业家来说，无所谓悲观还是乐观，再坏的情况都得接着干。
在内外压力下，中华文明需要经历一个蜕变，如果我们运气足够好，这个关口过去之后，未来将是一往无前。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可以走过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正和岛
睿信方略研究院(英文名称为Acme Research Institute)是一家独立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致力于为中国各级政府和国内外企业提供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实操性的研究咨询服务。
主要研究领域有：国家宏观战略、区域经济、城市化、产业发展和政策、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研究院不断探索完善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机制和运行模式，将研究与咨询有机结合，成为国内智库中具有市场化特色和活力的新型智库。
睿信方略研究院培训中心主要职能：承接政府和企业委托，举办多种形式的研讨会、专题讲座、培训班、邀请国家各部委专家出席授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