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近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成本降低。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外需萎缩、国内成本上升，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成本上升，他认为，要想延长成本优势一要靠体制改革，二要靠创新。
周其仁表示，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我们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国家，全球外需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高度依赖外需，影响就很大。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成本的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穷（工资低）就是竞争力，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物美价廉在全世界的买家哪里当然就有竞争力。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周其仁称。
周其仁认为，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是不准确的，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的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要变成产品，这个过程需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运行，这就引申出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的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周其仁进一步解释说，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中国冲进世界市场，把世界市场和原来的障碍打开了。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但是现在的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忽略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周其仁认为，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主要有两个方法：体制改革和创新。
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体制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特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竞争就两条，你要么成本比人家便宜，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的苹果卖到全世界，人们通宵排队买，这就是他有你没有。现在中国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底下有印度、越南，他们的成本比中国便宜，招商引资的力度也比我们当年强。”
在这种情况下，就无可阻挡地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没有体制成本的降低是不行的，体制成本的降低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政府主动发起的深化改革，成本很难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低，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所以，2017年要继续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如果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体制改革，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经济形成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唯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总之，2017年经济的增长要靠创新和改革。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2010-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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