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农村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发展差距大，是当前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我国农村尚有6亿多人口，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国际经验表明，凡是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无不基本消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释放农村市场巨大的需求潜力。因此，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如同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率先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那样，是再次聚焦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远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继续推动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建立城乡一体化新制度，引导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流向农村。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这为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长期以来，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两个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城市的生产要素基本市场化了，而农村的生产要素仍处于半市场化状态，由此在城乡市场之间形成虹吸效应，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而城市的资本、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却流不进农村；城市的资本严重过剩，农村的资本极度短缺。所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要素的市场体系，实现要素在城乡市场之间双向自由流动。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村土地以商品属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认真落实这些改革部署，让土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让农民凭借对土地的用益物权获得财产性收入，就能为土地使用权流转、劳动力流动、农民工市民化等提供体制条件。农民工退出的宅基地可用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和耕地，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有助于农民工在城镇买房，举家转为城镇户籍；农民承包地经营权有偿转让有利于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使出让者获得租金收入；结合宅基地整理进行村镇建设，可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状况，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使农村和城市一样美丽、宜居。在“十三五”期间，如果能以农村“三块地”的用益物权为抵押，撬动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投入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发展差距大的状况必将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有可靠保证。
发展特色小镇是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位于城乡接合部的特色小镇的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有利于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使城市文明迅速扩展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近，习近平同志就发展特色小镇两次作出重要批示。推进美丽、特色小镇建设，应落细落实这些重要批示精神，鼓励大城市的企事业单位搬出地价昂贵、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的市区，到周边的小城镇落户，打造优越环境，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聚焦投资体制改革，扩大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在供给结构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已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但环境、交通、市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文化、信息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特别是怎样能够呼吸清洁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体制不合理，缺乏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
过去，公共产品主要靠财政投资，财力不足限制了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提高。改革投资体制，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即PPP模式，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对公益性或半公益性项目的投入和收益进行精细测算，并给予一定的政策补偿，使投资这些项目的企业有合理回报。在选择投资企业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一视同仁，通过招标确定项目投资企业。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不是缺乏资金，也不是没有技术和施工能力，关键在政府要有所作为，而且需要规划、财政、金融部门密切配合。在项目实施中，政府和企业都要信守合同，确保工程质量，政府承诺给予企业的政策和补助要及时兑现。
2016年，货币发行出现了M2增速远远低于M1增速的新情况：到12月末，狭义货币（M1）增速为21.4%，广义货币（M2）增速仅为11.3%，两者相差10.1个百分点。原因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拿到银行贷款后又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银行。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扩大实施PPP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对银行贷款的引导作用，改变M2增速连续6年下降的状况，推动公共产品投资增长。针对治理雾霾这一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应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谁污染、谁付费，推行第三方治理制度”，由政府制定排放和收费标准，并严格监督执行，形成吸引企业和社会资金投资于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真正把环保产业打造成一大支柱产业。
聚焦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技术和人才供给
技术和人才是供给结构中最短缺的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落实创新发展理念、鼓励技术创新，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实现产业升级，逐步由现在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在国际分工中由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跨越。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对研发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很不平衡。从地区来看，有的城市已形成鼓励创新的机制和社会环境，研发成果开始成批涌现，如深圳市每年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占全国申请量的46.9%，创新已经成为深圳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而许多创新资源优于深圳的城市，在技术创新成果上远远落后于深圳，说明这些城市的创新潜力尚未发挥出来。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经验，主要是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培养了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鼓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不拘一格的人才战略、面向全球的开放意识、一视同仁的扶持政策。各地应学习推广深圳的经验，抓紧建立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提高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加快科技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
企业是研发投入和提供创新成果的主体。目前，我国已有一批创新型企业，其每年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跻身世界前列，如华为公司2015年研发投入达596亿元，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几年居世界前三位。在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中，我国已有5家企业跻身前10名。但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2%，不少企业尚没有研发活动和技术专利。国家对技术创新的鼓励政策，企业利用得还不够充分。国有企业集中了大批优秀人才，创新的潜力亟待发挥。应抓紧建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
大学不仅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且要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大学完成这两项主要任务，首先要有具备创新能力的老师、有好的教育体制。为创办高水平、创新型大学，首先应建立大学之间和学校内部的竞争机制，建立大学办学质量的第三方评估制度和教师的聘任制，鼓励社会办学、中外合作办学。其次应以优厚待遇从全球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师资，可先在少数学校试行，根据实际效果再逐步推广。第三，应建立大学与风险投资的对接机制。完善从天使投资到创业板市场的风险投资体系，实施创新全过程的跟踪服务。鼓励大学教师、大学生创造专利等科技成果，并以自己的成果创办高新技术公司。第四，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都应从填鸭式、应试型教育转变为启发式、创新型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应加强职业教育，重视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赋予大学在学科选择、教师选拔、教学内容、培养方法等方面的自主权。
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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