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政策取向的关键词是“稳中求进”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两条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二是在增加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今年人大会议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的GDP增长目标为6.5%左右，争取更好的结果。今年经济政策的关键词是“稳中求进”。今年秋天将召开党的十九大，因此，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稳定变得尤其重要。

       当前经济增长的核心挑战是新旧动能转换，今年增长下行的压力仍将持续。可以猜测的是政府还将会采取一些稳增长措施。

       过去30多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是出口和投资，分别对应着东南沿海生产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东北、西北生产投资产品的资源型重工业。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在快速扩张，成就了所谓“世界工厂“的美誉。但现在这两个行业已经很难支持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增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成本上升而失去了竞争力，重工业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所以今天中国碰到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有点像亚洲四小龙在30年前碰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活力的产业今天已经难以为继。下一轮是否能持续增长不是看周期性因素或趋势性因素，而是看是否能建立起一批新的在高成本基础上有竞争力的产业。

       现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还没有结束，增长下行压力还不可能完全消除。过去三年来几乎每隔一个季度我们就会听到“经济触底反弹”的判断，但下行的趋势并未改变。当然，如果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应该问题不大。

       二、防范系统性风险任重道远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警惕。积极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的防火墙。”

       为什么当前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主要的诱发因素还是增长减速和结构转型，增速放缓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利润率下降、不良率上升，而新旧动能转型意味着金融资源需要重新配置。

       最近讨论中国金融风险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是“高杠杆”，中国的杠杆率很高，这是一个事实，比如非金融企业负债与GDP之比高达170%，几乎处全球最高水平，杠杆率太高容易出问题。但为什么杠杆率这么高，可能跟中国金融部门由银行主导有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常用货币政策促增长、稳市场。经济好的时候，需要加速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适应经济扩张）；经济不好的时候，还是需要加速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稳定经济与市场）。现在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已经超过了GDP的200%。这么多的钱需要投资却缺乏投资渠道，过去两年来我们看到资产价格风险在不同的市场之间迁移，开头是股市，后来是房地产，然后是债市，等国内没地方投资了，资本开始往外走。

       金融风险一直存在，但我国至今没有爆发出显性的金融危机，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持续的高增长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或者掩盖问题。举例来说，过去我国银行的坏账率高达30-40%，1998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1.4万亿元在1998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放到今天，跟GDP一比就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第二，政府兜底。即使在不良率非常高的时候，我国的银行体系也没有发生危机，主要就是因为政府在后面兜底。政府兜底短期优势是提升了人们的信心，防止不良率上升引起的挤兑。但长期看可能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导致风险的快速累积。

       但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已经很难再持续，这可能是为什么政府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今年的政策重点之一。

       三、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双管齐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很多，但关键是两条，一是强化市场纪律，真正让市场机制成为配置金融资源的决定因素；二是改善金融监管。

       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之间的关系。稳定很重要，但我们过去的做法是竭尽所能地维持短期稳定实际反而造成了很多长期的隐患。要真正实现长期稳定，必须适当地释放一些风险点，允许破产、违约和出清。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抱怨是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这可能是因为金融“脱实向虚”，资金忙于投机、空转，但实体经济的结构不断恶化，特别是僵尸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率效率自然就会下降。僵尸企业不退出，产业更新换代就难，去杠杆很难取得进展。所以，要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首先必须改善实体经济的结构。

       同时，金融部门需要改革。过去确实有很多金融机构在投机炒作，引发的问题需要解决。金融部门的改革方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确定，大致是三个方面：第一，改革要降低准入门槛，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如很多民营银行进入，引来各种形态的金融机构从业者。

       第二，放开市场，让市场机制决定利率、汇率和资金配置。只有加强市场纪律，市场价格的信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样，在僵尸企业出清之前，最好不要考虑利率完全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急剧上升。

       第三，改善金融监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提高金融效率，但同时也可能放大不确定性，所以加强金融监管便成了当务之急。近期我们讨论金融监管改革，往往都是因为金融政策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但问题是我国今天的监管框架是以分业监管的法律为基础的，法律基础不变，单靠机构的合并与分拆，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过去很多监管政策出现问题，跟监管定位不清有关。比如，监管部门作为政府组成部分，需要考虑政府的政策目标。有一段时间监管部门对于股票市场价格指数非常感兴趣，显然是在考虑政府的政策目标。再比如，监管部门同时肩负监管和行业发展两大责任，而这两个责任有时候是矛盾的。所以，金融监管改革，短期内可能需要考虑如何改善政策协调的问题，但是长期看，关键还是要考虑提高监管的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