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稳增长、调结构和增效率还须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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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城镇化战略与规划。1996-1998年，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做研究工作；1998年1月-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工作。

一季度增速保持了上年第四季度略显回升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和增效率还须加大力度。

一季度增速保持了上年第四季度略显回升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这种微弱的回升，一方面是付出了较大努力实现的，另一方面回升的效果还差强人意，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和增效率还须加大力度。

一是稳增长尚须进一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从需求看，消费和投资表现良好，特别是消费增长达10%，对增长的贡献达70%以上，网上零售尤为突出，增速达32.1%，总额达1.4045万亿元；投资明显回升，同比增长9.2%；出口则由负转正，也起到一定的稳增长的作用。再从供给看，服务业和制造业表现突出，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3%，再加上其规模已成为第一大产业（比重56.5%），对增长的贡献最大（77.2%）；制造业增长7.0%，奠定了实体经济稳增长的基本作用。

未来几个季度，为进一步稳增长，一要继续扩大内需、稳定需求，改善消费环境，扩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保投资，继续搞好“一带一路”建设；二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在技术创新和要素市场化、在经济存量调整和增量扩展、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寻求均衡上，都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二是调结构尚须进一步探索新的路径和方法。从产业结构看，一季度第三产业规模继续提高，二产和一产比重继续微降，结构继续进步；三产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分别达到19.1%和10.2%，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增速明显回升；二产中，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4%和12%。

从地区布局看，“三大战略”带动投资较快增长，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投资增长8.9%，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功能平台加紧落地实施，交通一体化建设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涉及的11个地区合计投资增长11%：“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18个地区中有11个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福建和新疆两地区投资分别增长15%和13.3%。

未来调结构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一要进一步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任何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阶段，都是在农业集约化、现代化完成以后实现的，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最终目标的完成；二要进一步强化装备制造业，特别是关键性装备机械和部件的国产化，这既涉及我国现代化在技术上的自主权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权问题；三要进一步落实发展实体经济为主的战略措施，要在政策上向技术要素倾斜、向技术人员倾斜、向知识产权倾斜。

二是在区域经济协调上，一要强化空间市场一体化建设，进一步落实“要想富、先修路”的朴素思想理念；二要强化区域分工协作新体系的建设，构建以县域经济为基础的、以大都市中心城区为核心的、以各类城市集群为主要形式的多层次区域分工协作新体系；三要进一步搞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按照区域政策“两头”抓（即增长极和问题地区）的基本思路，以及确保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加大区域政策的协调干预力度（包括跨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精准扶贫工作）。

三是增效率尚须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力度。从技术创新看，“三去一降”取得成效，原煤产量同比下降0.3%，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6.4%，2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2%，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减少0.28元：“一补”效果也可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农业、水利管理业投资分别增长48.1%、27.4%、24.6%和18.3%，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培育我国工业增长的新动能，提升工业整体发展水平。从体制改革看，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以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都取得一定进展，对效率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未来增效率的基本途径：一是在技术创新上，一要继续落实好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政策体系，加大技术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科技成果转换平台的建设；二要落实好国家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进一步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主（信息网络技术）、四基（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和新装备）和N领域（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如航空航天、海洋、农业、关键制造业等）”的基本体系，为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弯道超车”提供指导。

二是在体制改革上，一要明确改革的重点是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把人力和人才市场化改革、资本自由化市场化、土地市场化改革和技术市场化改革作出实质性的推动，为市场化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好基础；二要进一步捋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政府“放管服”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建设，特别要强调政府正在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和基本社区体系建设上的基本作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