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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降成本着力点在降低制度性成本

作者:刘尚希

       刘尚希,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获评2015年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对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有创新性的探索成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降”指的就是降成本,说明当前成本太高。怎么理解成本高?为什么成本太高?

       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了高成本、低附加值。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显然,高成本不能用税收来解释,不能说是税收导致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升高,因为这些年不断减税。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直观来看,成本高主要表现在原材料成本高,能源成本高,还有其他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等。
       对于企业来讲,降成本是很难的。因为成本问题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问题,是一个整体。成本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分配问题。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是收入。融资的财务费用,对实体企业来说是成本,对金融企业来说是收入。所以,从微观来看,它体现为要素的收入分配问题。这边降了,那边就少了。
       所以,如果仅从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很可能成为一个跷跷板。所以,要整体看待成本问题。从整体来看,几方面原因导致成本比较高。
       产能过剩,杠杆率提高,这些都会导致高成本。一旦产能严重过剩,就会产生大量无效成本,不能带来增值。杠杆率提高,意味着财务费用沉重,成本也就上去了。如果库存很多,很显然会导致资金周转慢,也会增加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由这些问题导致的成本是经济成本,实际上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是资源错配,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消耗在这些企业,产能过剩使产能不能有效发挥出来,闲置在那里,资源没有充分有效利用,也是资源错配。杠杆率高,说明资金配置出了问题。整体来说,这些问题都是经济成本,是资源错配导致的高成本。研发的短缺导致成本的增值效率低,企业没有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过程消耗就高,成本的转化率就低。这样的成本叫低效成本,甚至可以说是无效成本。这种成本是由于研发投入不足所导致的,也可以说是制度创新不足导致的。
       除了这些,还有老龄化带来的成本。我国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花了几十年时间,我们还没有富起来就变成了老龄社会。
       此外,还有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等等。
成本为什么会越来越高?主要是制度变迁滞后造成的。
       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经济也是风险经济,但是制度变迁的速度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个时候,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被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导致成本急剧上升。从定价的角度看,过去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而现在的定价是按照风险来定价,企业的成本也不是历史成本,而转化为一种风险成本。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遵循以前所说的供求规律。比如说,在当前资本和资金相对过剩的时期,融资成本为什么还那么贵,企业借钱的时候利率那么高?就是因为要考虑风险因素。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它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除了在利率上还有抵押和评估也需要费用,所以导致融资贵。所以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风险定价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的成本就会提高。
       从社会角度来说,风险社会意味着很多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说养老要由企业承担社保缴费,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导致成本上升。由于经济、社会各种风险不断扩大,不确定性增加,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就会上升,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高成本时代。这个高成本时代和高风险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已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但是,我们一直是按照历史成本的观念去理解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当经济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总体水平下降的时候,那么整个成本水平才能下降。

      当前面临的所谓成本高,归结起来都是制度性成本。制度性成本提高不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而且是因为现在风险的整体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导致风险整体水平上升,最终引起成本上升。所以,降成本的着力点应是怎么样降低制度性成本。只有降低制度性成本,我们才可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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